元代，潮州地域的海运事业又进一步成长。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周伯温到过潮州，他描述潮州沿海是“卤田宿麦翻秋浪，楼舶飞帆障暮云”，其繁荣可知。(陆集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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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到了元代，设置马站船站八处，交通更臻便利。手工业的成长，也极为敏捷，特别是陶瓷工业，有大规模的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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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元时代广州、泉州是中国对外商业的次要口岸。泉州于宋哲元祐二年1087年正式开港后，对外商业逐步上升。至元代，超越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第一大港，也是世界出名的大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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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时，潮州地域的天然，已有很大的变化。韩江三角洲中部低地平原和榕江、练江下流平原曾经构成。生齿的分布也逐步从北部山区移向沿海平原。沿海上通福建，下达广惠的官道也已通顺。潮州对外陆通，已不再依赖北部山区的高卑小。南宋时潮州已不是偏僻山区，而是闽、浙通往广州的孔道了。从闽粤交壤处的分水关，南至潮阳，西至汤坑，官设的铺、驿、亭、庵、馆等有三、四十处。其时“闽广孔道，车盖幢幢，殆无虚日”。潮州平原上农业、渔业和盐业都有很大成长，南宋淳熙年间，当过广东提典刑狱的诗人杨万里，到过潮州，他写了一首《揭阳道中》的诗云：“地平如掌树成行，野有邮亭浦有梁，旧日潮州底处所，现在风景冠南方。”王安中《潮阳道中》诗道：“火轮升处初分，雷鼓翻潮脚下闻，万灶晨烟熬白雪，一川秋穗刈，岭茅已远无烟瘴，溪鳄方逃畏旧文，此如有田能借客，康成终欲老耕作。”这二首诗，是南宋时潮州滨海平原景物的写照。宋代，潮州陶瓷工业规模很大，潮州城东门外笔架山麓的古窑场，规模弘大，瓷窑栉比，相连四华里。这一带被称为百窑村或白瓷窑。潮州境内河道纵横，港湾密布，居民又长于帆海经商。所发觉的宋代瓷窑遗址，都接近韩江边，它的外销瓷器，是经由韩江从海道运出的，而海船停靠的处所，都是韩江主流和榕江、练江的沿岸或出海口。在这种汗青布景下，潮州的海外航运业，也就成长起来。但其时潮州不是指定的对外商业口岸，没有设置市舶办理机关，因此，海运业的成长遭到必然，见诸史籍者也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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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饶平县人陈天资撰《东里志》，是记述潮州南澳岛和柘林湾一带的民间史乘，也是潮汕现存的比力早的处所史乘，该志记录：“天后宫，一在大城东门内，一在柘林守备营后，一在深澳，宋时番舶建，时加补缀，宴总兵移建于海岸，凡帆海者谨事之。”我国东南沿海，宋代当前天后宫是帆海事业的意味，南澳岛和柘林湾在宋时已有供帆海者跪拜的天后宫了。而扶植天后宫的番舶则是“国人出洋船舶”。顾炎武的《全国郡国利病书》亦谓：“以市舶为夷舶，而以商舶为华商出洋之舶，亦称番舶。”由此可知，建筑南澳岛上深澳港天后宫的，应是宋代航行国外的潮州船户了。该庙建后还时加补缀，直到明万积年间，由南澳副总兵宴继芳移建于海岸。可见历宋、元、明三代香火不衰。这代表南澳岛和柘林湾帆海事业的长久汗青。
潮州位于泉州之南，海上距离仅一百多海里，泉州商业次要对象是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度，从泉州往来东南亚的航，必需颠末潮州。闽粤交壤处的南澳岛及其以南的南澎列屿，是航上的主要方针和停靠地。明代，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黄省曾，在他的《西洋朝贡典录》一书中，记述由福建往占城国(今越南中部)的航云：“由福州而往，-位取官塘之山。又五更，取东沙之山，过东甲之屿；又五更，至南澳；又四十更，平独猪之山；又十更，见通草之屿。”照黄省曾的正文：“海行之法，六十里为一更”。独猪之山，就是海南岛万宁县东南海上的大洲岛。从南澳定航向直放海南大洲岛，航程六百多海里，可知南澳岛在其时南洋帆海的主要。元代人汪大渊，多次随贾舶泛洋出国，他竟认为“万里石塘”(Macles Field Bank即中沙群岛)系由潮州陆地延长而成的。在他所著《岛夷志略》一书中说道：“石塘之骨，由潮州而生，曲折如长蛇，越海诸国，俗云万里石塘。一脉至爪哇，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，一脉至遐昆仑之地。”这段记录，申明其时帆海者对潮州与南洋诸国的关系，有深刻的印象。汪大洲所描述的“石塘之骨”的延长线，现实上是潮州通往南洋各地的海上航路。可见，在宋、元时代，潮州在南洋航路上，是有主要地位的。
